盖德碗坪仑窑址的始烧年代，虽存三家之说，但大致上意见渐趋接近。尤其是《德化窑》的出版为德化窑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使大量的经过科学发掘的田野资料得与世人见面。同时报告的编写者，又以其详实的资料充实了自己的立论根据，进一步肯定了“北宋末至南宋初”的观点。我们认为，科学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考古发现及认识也需有个渐进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一项研究，可以超前提出问题，但在没有新发现的情况下，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时代，理应以现有的发掘资料为依归。所以，我们赞成是说，碗坪仑窑址除地层堆积中的钱币及器物类型可作断代的依据外，从下层出土的器物烧造质量看，许多方面都有技术还不够成熟的现象。如由于火候掌握不当，使窑内温度和气氛不稳定而造成了白釉或泛青，或泛灰，或泛黄，或影青色。在瓷器制作方面，多数质粗不精，胎体厚薄不一，各种同类产品规格大小不一，很少雷同，而且生烧产品居多等等，尤其是烧制大盘技术更是不成熟，废品率极高。这都是始烧年代，烧造技术还没有很好的掌握的例证。说明德化窑起源于宋代是可信的。

　　屈斗宫窑烧造时代的争论和上下限的确定，四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宋到清代，由于是根据调查资料来判定的，缺乏地层证实，用散乱于地面鱼目混杂的各期遗物确定遗址的时代，跨度较大是可理解的。发掘证实了其上下限应该缩短，但是在缩短的程度上，又出三说。这三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某些看法是接近的。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确定的上限基本一致，但在下限问题上，第二种观点主张在元中期，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在元初，与第四种观点相吻合，纵观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其症结就在于上限的确定，主要是泉州宋代海船上发现有与屈斗宫窑产品相同的南宋芒口碗，窑址中较有代表性的遗物如“支圈”(窑具有芒口碗，与窑基内元代涩口印花器物不同)等残片”。上限为南宋说者，还对《发掘简报》的地层断代提出疑问，认为“窑基既然是解决窑地下限时代最可靠的依据，那么在窑基内就不可能同时存在着不同时代的遗物。除非在窑基下压着早期的东西”。特别是窑基底部也发现一些支圈，“显然是不能与窑基内的东西相混淆的。因此窑址的时代上限，就应当根据文化堆积层中最下层的遗物来断定”。而“元代”说者则是以发掘地层及其最晚的包含物为根据立论的。并采用了“丁未年”即大德十一年(1307年)的说法，窑址中较有代表性遗物，如高足杯、弦纹洗、墩子碗、洗底部印的着蒙古人服饰的人物形象以及元人花押等。

　　众所周知，一处遗址时代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两个方面，即地层学和类型学。元代说断代的方法是正确的，所以自《德化窑》面世后，提出异议的很少。该报告应是大家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南宋、元初”说者，说者提出的问题也应该引起讨论时重视，因作为发掘第一手资料的《德化窑》报告，确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从其地层资料看，碗坪仑窑与屈斗宫窑的地层资料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碗坪仑窑T1和T3剖面图中3A层3B层的划分，是自相矛盾的，违背了地层学中划分层次的基本原则。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上下地层的叠压，还是同期的分层叠压关系，都会形成统一叠压关系的层面线。3层既然是同期的上下两层叠压，本层就应该有二个层面。正如T1东剖面的叠压关系的划分的情况那样。但T1南、西两剖面和T3剖面上，把3A层中的夹层作为3B层，这样究竟是3A层叠压3B层，还是3B层叠压3A层?统统无法解释，而且文字中偏又没有介绍3B层的情况，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了解，还是发掘时混乱了?怎么知道。第三层涉及德化窑始烧年代的上限问题，是极为重要的，但又偏在这些层次上出了问题，实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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