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湾的移民与建筑特质

　　(一)移民的背景

　　台湾的开发，是中国大陆沿海经营的延伸，属境内的迁徙。明代虽实行海禁政策，但不曾禁绝大陆滨海居民的捕鱼活动，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流亦不曾间断。明中叶，台湾海峡的鱼场已拓展至台湾沿海一带，并与当时的原住民建立“汉番交易”，其中虽有少数汉人居留台湾，惟人数不多，真正奠定汉人移民台湾的基础，则是在郑成功驱逐荷兰人之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将台湾收回版图，隔年即颁布渡海禁令，雍正十年(1732年)始允许移民携眷至台湾开垦，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才逐步取消渡海限制。至此以后，汉人移民日益增多，许多聚落逐渐发展为城市，故宅第、寺庙、衙署等需求日增，提供了大量的建筑机会。

　　部分从大陆远聘而来的匠师，被尊称为“唐山师傅”。匠师们来台执业，其中不乏落籍本地继续在台工作者，并在工作同时传徒授艺，从游走型的匠师，转化为在地型匠师。这些匠师在台执业、授徒，逐渐发展出各自的风格，因而造成各地方的建筑特色。

　　日据时期前后，台湾与大陆经常有人口与文化交流，但在日据半世纪间，因为日人严格管制台湾与大陆间的交流，在台湾的中国人成为“封闭性人口”。[8]

　　在台湾与中国文化断绝的半世纪间，原籍大陆的在台执业匠师逐渐与在地的融合，同时衍化出各自特色的风格。

　　(二)1895年以前的移民与红砖建筑分布

　　1626年荷兰人占领台湾一部分，并留下若干以红砖为主的遗存和构造特征，[9]这些遗存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雅加达本部的形式并没有太多差别。

　　受移入时间和台湾地形的影响，明末叶至清代在台的移民，在第一次移入特别是后续的在台内部迁移上，普遍和原乡血缘、地缘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现象在非城市的乡间聚落更为明显。

　　按清代至日据间台湾地区的移民，多为漳泉二邑为主，亦即以原乡为红砖建筑为主的移民，在台湾属主要人口。他们无论是以互助合建或是延聘原乡工匠兴建的建筑，都以红砖为主要建材，自是十分合理，在第二三代之后，不同原籍的移民相互影响，明显的红砖建筑居于优势，也与现况遗存相符。部分原籍漳州山区和广东的移民(客家)在台湾建筑之处，也会自然的反应原乡特质，采青砖、青瓦，但目前留存较少，只有在漳邑移民较密集的南投、宜兰，以及客家地区(东势、美浓)可以见到少数青砖建筑遗构。此外，在这段时间有部分传教士、洋商或五口通商后兴建的洋式红砖建筑，基本上都采用传统倒焰式窑砖，或直接由闽南进口红砖作为建材。

　　(三)日据时期的红砖建筑

　　日人在1895年至1945年间侵占台湾，引入了相当多的“现代科技”，其中包括以“连续窑”烧制红砖的技术。日据期间前半期，台湾的红砖建筑，传统和新式的窑烧红砖皆有采用;中期以后，基本上已是新式连续窑的产品，虽仍是“红砖”，但本质上的尺寸、质感、砌法已与传统闽南式相去甚多。

　　(四)讨论

　　台湾早期仍有数个传统烧窑的地区，如台南六甲、竹山、埔里等，[10]但因现代化制砖的冲击及建筑技术的转变，目前仅于台南的六甲与高雄的大树仍存二处传统的文化窑形式的砖厂，以及彰化花壇地区的八卦窑砖厂，主要即是提供台湾古迹修复所需的制品。

　　四、闽南红砖的保存议题

　　红砖在结构上，以承重墙为主，多采硬山搁檁或加上四点金等木构架，形成建筑的结构主体，此外并与闽南特殊的石、木、彩绘等剪黏等，形成极具特色的地域风格建筑。这些建筑以传统的民宅、寺庙、亭、榭等类型出现，颇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近代建筑中大量使用。这些丰富的依存，是各界普遍重视的文化资产，并已成为极受重视的保护对象。另一方面，受闽南地区特别是台湾的特殊环境影响，这些红砖建筑的保存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自然因素

　　台湾位处亚热带，高温、潮湿、多雨的气候原已是不利保存的环境，复以台风和地震的影响，更加重保存的难度。另一方面因着环境而生的各种生物、微生物加速劣化，极大地危及古建筑的保存工作。

　　(二)社会因素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台湾地区大量的传统建筑在“现代化”的压力下，急速地被移除消失，其数量和经济成长曲线几乎成为正比关系;今年在都市更新政策的影响，为保存带来更大的危机。此点，在中国大陆的都市地区以及乡间受“新农村政策”的影响下，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三)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是支撑传统建筑存在延续的重要力量，台湾地区保存虽然较为稳定，但在21世纪资讯快速流通与国际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维系，持续的受到挑战。大陆今年也在不断地修整既往的断层，保存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也加深了物质遗产保存的力度。

　　(四)传统工艺与保存科技

　　保存工作和传统工艺，基本上是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关系;保存科技，则是保存的另一项重要且必要的手段。两岸明显地同时面临传统工艺濒临断层的危机，并都开始采取各种记录、保存、传承等行动。保存科技部分，大陆方面在体系规划的完整性与执行力度的延续性都拥有良好的成效。台湾方面在部分特殊专项上(木料保存修复、生物微生物防治、数位化技术等)，掌握了重要关键技术，并有良好的成果。

　　五、结论

　　红砖建筑，虽然只是一项地域性的形式，但其出现、发展经衍化并延伸，在文化现象上却是相当完整且深具意义的。研究红砖文化的课题，是中国建筑与东方建筑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保存红砖建筑，除了有形的外观形体，各项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支撑也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将可以藉着保存，有效地延续并得到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台北]中国科技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文化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郭湖生：《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东方建筑前言》，建筑师(47)，1992年8月。

　　[2]郭湖生教授在前文中说明，一般对“东方”的界定，大抵是地中海以东，包括了亚洲和一部分的北非，然而郭教授对中国文化互动的东方建筑研究范围，则是“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以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为主。

　　[3]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国民居学会在陆元鼎教授领导下，以民系和民居研究的观点，研究中国民居建筑长达二十余年，并获得丰富的成果。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长期研究中国建筑的谱系，为开展研究奠定厚实的基础。

　　[4]按陈正祥教授引1926年日人在台所做的台人原籍调查，福建移民占总数的83.1%，其中有44.8%来自泉州，35.1%来自漳州。《中国文化地理》，木铎出版社，1985年。

　　[5]青砖，亦称为黑砖、灰砖等，本文以青砖统称之。

　　[6]个人于1988年首赴闽南地区考察，即对红砖建筑分布提出质疑，并就后续多项考察所得，于1989年提出前述观点以及外来影响的假设。见阎亚宁：《古迹砖石构材制作与应用之调查研究》，1989年11月。

　　[7]曹春平教授在《闽南建筑》一书中引文献指出，隋唐古墓及宋代水井中已使用红砖，泉州文庙在1924年修建时，发现印有“政和三年”(1113年)的红砖瓦，以及明代漳泉建筑用红砖的记载。见曹春平等，《闽南建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8]陈绍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连经出版社，1979年，第6页。

　　[9]这些遗存如红砖以及类似壁锁在台湾称铁家刀，铁剪刀的铁件(Anchor)。

　　[10]陈信雄：《砖瓦之美》，六甲乡公所，1997年，第5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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