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造船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据《永乐实录》记载：从永乐元年至十七年(1403-1419年)就建造和改造海船近2000艘。特别是郑和“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5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当时海行之法，以六十里为一更，为了在更数起止，记算无差误而必达其所。郑和舟师首航西洋时，预先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郑和宝船船体宽硕，稳性好，为了增加船速，宝船采用12帆和高大桅杆来弥补这个不足。多桅多帆，“云帆高张”且承八面风，有如天助地使郑和宝船能自由驰骋在“烈风陡起，怒涛如山”的印度洋上。

　　泉州有427公里的海岸线，有数千年的优良航海传统，造船业兴盛发达，工艺水平在国内首屈一指，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南宋船，足以证实这一点。航海技术精良，飘洋过海经验丰富。唐时，泉州港已列为中国的四大港口，宋元时期更跻身于世界最大港口之一，与亚洲、非洲、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频繁互动。自古民生走洋，以海为田，火长、舵手、碇工、水手、通事等各种人才济济。清人蔡永兼《西山杂志》记载郑和首下西洋时“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入九日山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正说明这样的事实。成祖时代，注重发展海事外交活动，诸番国遣使“捧琮执贽，重译来朝”，因此复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明史?食货志》云：“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

　　在郑和下西洋航海壮举中，泉州港在港口、造船、航海、货品、宗教、人才等方面均充分发挥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郑和舟师频繁辗转泉州，至今留下不少史迹和美好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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