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研究的国际化
发布时间：2013-05-27 来源：泉州网
在李文馥撰写《夷辨》(1831年)之前之后，他先到过小西洋，见识到红毛国人的科技进步与船坚炮利(《西行见闻纪略》，《西行诗纪》，1830年)，后来造访了吕宋殖民地，则一再惊讶于耶稣异教的违背三纲、五常(《吕宋风俗记》，《西夷致富辨》，1832年)，随后又两度去到澳门葡属租界，仍然重申“西去几番劳问俗，东游又见讲超魂;华夷到底乾坤限，诡异纷纷曷足论”(《粤行吟草》，1833年)，“文人笔墨还宜贾[6]，胜国冠裳孰变夷”(《镜海续吟》，1836)。
实际的情况是，李文馥周游列国的丰富阅历、将他自己带上了新时代的尖端，让他充分见识到西方列强的科技文明，不管是铁桥，收雷鞭(避雷针)、运水机、火烟船、天文器或博物楼(博物馆)等等，无一不比他在如清道上所见水踏车，驰车张帆者来得机智工巧，然而他却怎么也不肯真心接纳西方的宗教与文明，始终不改其志地鄙之为夷，频频讥斥其“多狡谲，好欺骗”、“倨傲无礼”、“役财而骄”、“多耽嗜风流而浮放无检束”、“最嗜利而冷淡无情”......[8]这种处处流露出冲突与排斥的心理，既可能是出自他反殖民态度的一种自然反射，更可能是本源于中国与越南传统儒家华夷观念的牢不可破。
也许应该这么说，身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交会，新旧文明交替的大时代里的李文馥，他那立场鲜明的华夷之辨，在面对中国时是超越种族的，理直气壮的;在面对西方时是超乎文明的，不容妥协的。在他心中，是华或夷，端视其文化底蕴是否合于礼教纲常?而这样的信念，正是作为越南名儒的李文馥一生所严遵奉行的准则。
吊诡的是，李文馥这位“真儒之家”、在出使中国福建的那一年(1831年)，在乍见福州“粤南夷使公馆”的当下，乃至在当年八月任凭总督孙尔准、已成挚友的闽尹黄宅中不断劝说，甚至好不容易想出拿本《康熙字典》，要他逐字自指的变通方法，他仍不肯叙写皇帝御名的坚持到底，何等不辱使命!到了绍治七年(1847年)春二月，他竟然会因为法国船只在广南省沱灢汛进行骚扰(道长五六人公然悬佩十字往来汛所，来意倨傲)，身为礼部左参知的他奉命前往作为，却阻挡不住洋夷头目拉别耳率其党数十人带枪剑直入公馆挑衅，导致“帝怒其有亏国体，命锦衣枷禁于左，待漏解职，下廷议。”从面对华人的“不辱使命”，到面对洋夷的“有亏国体”，在李文馥的内心深处，想必曾有一番刻骨的感受吧。
[责任编辑：伍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