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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文森(1916—1968),原名何应泉,福建泉州人。他生于泉州,少年时代从这座城市出发下南洋,之后又回故乡求学于黎明高中,并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
他一生历经多种角色,是著名作家、外交家、党的卓越统战工作者,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战线的杰出代表,曾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并出席开国大典,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委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第一届广东省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华南文联常委,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中南文联常务理事,中南作协常委,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理事、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是全国文代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从事文艺创作30多年,著述颇丰。
司马文森(1955年)
1950年,司马文森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司马文森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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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跨界传奇:
波澜壮阔笑风雨 青史留名傲桐江
司马文森12岁起到菲律宾当童工,15岁回国。16岁从事革命活动,并发表文艺作品。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上海参加“左联”。日军全面侵华后,司马文森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52年1月,司马文森被港英当局非法逮捕,并递解出境。不久,司马文森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执委、《作品》杂志主编、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委委员、中南文联常务理事等职。1955年开始驻外后,曾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及实施;并推动第一个中国与西欧国家——法国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的签订实施,推动了两国间新闻、广播影视、科技等协定的签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外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1968年5月22日,司马文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去世,终年52岁。1970年8月获平反。
1941年7月1日,司马文森和雷维音结为革命伉俪。
1955年,司马文森、雷维音夫妇出国前全家合影。
1958年,司马文森在外交部东郊招待所为六个爱女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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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朽”的毕生修为:
提笔为枪勇御寇 燃灯先驱传薪火
司马文森是纯粹的共产党员,他的毕生修为暗合了中国传统古圣贤“立德、立言、立功”之追求。
他文武双全,抗战时期有四年的军旅生涯。1944年湘桂撤退,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司马文森带领桂林文化支部的同志到桂北融县、罗城一带与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把国民党散兵统战整编为别动纵队,和柳州日报自卫队协同作战直到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司马文森是党领导的文艺界抗战救亡协会在抗战文艺中心上海、广州、桂林的核心成员,早先是上海《救亡日报》的撰稿人、记者、编辑,后随救亡日报社同人转战广州创办抗战壁报总站、文艺通讯员总站,发起文艺通讯员运动,倡导、组织抗战报告文学的写作。
1938年6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指示,司马文森投笔从戎任四战区政治部三组少校组员,参与创办战区《小战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组织培训政工人员,兼《救亡日报》战地记者,在《救亡日报》及《文艺阵地》发稿。1939年1月,司马文森等同志被遣散,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调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从事对桂系的统战工作,负责编辑校刊及对泰国华侨机工归国参战政治培训。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救亡日报社被关闭,经李亚群携带周恩来的亲笔信前来接头,司马文森的组织关系由李克农转中共南方局,协助胡髟在一家故衣店设立同南方局联系的电台,领导文化系统部分地下党员。
1941年7月1日,司马文森和雷维音结为革命伉俪。9月,司马文森在桂林创刊主编《文艺生活》,雷维音承担文稿的初选、初校。杂志由于始终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分裂,并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而且内容丰富、立场坚定,深受读者拥护,虽然蒋介石当局严苛审查,但两年内销量仍从草创时的4000册激增至近20000册,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文艺期刊,是抗战进步文艺的一面旗帜。1943年《文艺生活》被迫停刊。1946年,司马文森得到岳父支持承担了4万元开办费,在广州复刊《文艺生活》。
作为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司马文森的抗战文学作品如《尚仲衣教授》《粤北散记》《转形》《一个英雄的经历》《雨季》《人的希望》《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危城记》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促进我国文学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词典》认为司马文森的“特写、报告文学注意写人,表现手法类似小说;他摘取的是大时代急剧变幻中的某一片段或细微的事件,采取的是散文形式的写法,因此富有自己的特色”。
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先驱人”“点灯人”,司马文森“开创了华侨社会文学的先河”,其代表作《南洋淘金记》连载于1948年9月创刊的《文汇报》,即在东南亚引起轰动,后由黄永玉创作60幅插图,于1949年在香港出版。他以中央红军长征后,党领导下的泉州故乡人民所展开的惊心动魄游击斗争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风雨桐江》结构精巧严密,叙事宏大,堪称一部史诗般的作品。
司马文森著作等身,一生创作了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逾千万字。
1950年,司马文森(前左二)和香港电影界编剧、导演、演员、明星、化妆师合影。
1950年,司马文森在广州文艺界聚会上演讲及介绍开国大典盛况。
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的侨界友人在卢沟桥合影。右三为司马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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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真性情: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在著名作家艾芜的记忆中,司马文森“极其活跃,但不虚浮,对人热情,却又十分沉着”。“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1944年夏天,衡阳快要失守,日寇将进攻桂林的时候,大家纷纷逃难,争搭火车。火车已不卖票,谁的气力大,谁就挤上车。我和蕾嘉带4个小孩,其中有两个还不会走路,要经常抱着,再加行李不少,逃难十分困难。第一天,火车来了几次,一家人都没法挤上去。遇见了不少熟人,也都爱莫能助。只好第二天再去。第二天,火车是从没见过的平板车,四面没有护壁板,上面放着许多条铁轨,看来是前线破坏了铁路,把拆下的铁轨全运到后方去。逃难的人不管什么平板车,争着抢上,我家又抢不上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司马文森来了,还带着一群学生。他们人多,一下子就把我家的孩子和行李搬上了车,大人也挤着上去,真叫人有得救的感觉。司马文森还告诉我,到了柳州,去龙城中学找黄谷农,便能得到安排一个住处。”
艾芜的笔下,于危难时刻,司马文森对进步文化人的关切照顾可谓体贴入微,一个革命者对同志春天般的热情跃然纸上。在亲人眼中,司马文森同样是一位可敬可亲可爱的人。司马文森是干大事的人,尽忠与尽孝常常令他两难,泉州老家的亲属却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司马文森于1953年回泉州拍摄《故乡》时,终于找到了离别多年的老母亲,自此直至遇害前,老母亲的生活费用全由他负责,从未间断。
而下面这则小故事,恰似鲁迅先生疼爱幼年周海婴“怜子如何不丈夫”的逸闻,异曲同工、更加体现了司马文森的真性情。
司马文森驻外担任文化参赞时,一起带出国的是最小的女儿,其他几个女儿则成为国内最早的“留守儿童”。当时国家规定两年享有一次探亲假,司马文森在印度尼西亚工作7年,仅于1958年回国探亲一次。但他没有缺失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在驻外使馆工作近10年的时间里,他给孩子们写了数以百计的家信,他用他整个身心、用他全部热情和爱在写……
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会议期间,司马文森率中国艺术团参加在雅加达的多国文艺会演,与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艺术团演员、运动员合影。
1965年,司马文森(右一)、雷维音(左二)夫妇,黄镇(右二)、朱霖(左四)夫妇与法中友协名誉会长、著名史学家蒙博(右三)合影。
雷维音在回忆文章中记述:我牢牢记得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每逢有信使来,司马文森都像是过节一样高兴。他常常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孩子们的信,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哦,小兰入团了!“祝贺你,孩子,愿你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小萌得了金质奖章,“很好,孩子,记住千万不要骄傲!”小莘怎么不爱护眼睛,不分日夜看书?“孩子,这可不行。”……他为孩子们的点滴成绩高兴,又为她们的微小疏忽不安。10年中他始终坚持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回信,他常常是在一天紧张工作过后,还伏案疾书,直到深夜……他像孩子们的大朋友,和她们谈思想、谈学习、谈工作,谈生活;他把给孩子们写信称作“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这个对自己向来不知道爱惜的人,对孩子们的柔情和细心却叫人吃惊。他甚至知道哪个孩子没有雨鞋,应该买一双。是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最懂得爱,也最懂得生活。
1960年,好不容易该轮到司马文森夫妇回国探亲了,此时却发生了印尼反华排华事件,女儿们满心的期待泡汤了。转眼到了翌年春,局势有所缓和,组织决定他们可以轮换回国了,却因为国内迟迟没有人来接手工作,只能再次推延。与父母分别多年、极度思念父母的五个女儿,鼓起勇气给陈毅外长写信,请求调父母亲回国工作。对此,陈毅非常重视,指示加强对外交干部子女的关怀。
得知此事后,司马文森特意给女儿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这位老共产党员虽然指出了女儿们做法的错误和方法的欠妥,但却站在她们的角度换位思考,充分肯定女儿们渴望早日与父母团聚的合理人伦诉求,丝毫感受不到家长式的武断和官僚式的冷漠,整封信件读来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关于你们给陈外长写信的事,我们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你们离开父母五六年了,谁个不想念呢?如果你们无动于衷,不在乎,倒不那么好。正如我们在国外一样,也时时刻刻在想念你们,每次信使来,接不到你们的信,我们就难过,妈妈甚至于会怀疑你们出了什么事了,不然为什么会没信来呢?几乎要失眠睡不着,这就说明了我们对你们的想念。爸爸也时刻在想念你们,有时见到你们的信几乎高兴得要流泪了。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
(孙照宇系惠安县政协四级调研员、福建省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苏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