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艺 实习生 陈怡鸣 桂皓璇

　　秋日余晖透过窗户，照在导演江海洋位于上海电影制片厂6楼的办公室里。这个看着有些粗犷的汉子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两份资料，一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一份是他的学习心得总结。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江海洋在上影厂一呆就是30多年，可以说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风风雨雨。令他欣喜的是，习总书记发言里对文化发展、文艺创作的很多看法正是这几年自己一直在思考的，“习总书记讲的那些内容，和有理想的文化人是同步的。”

　　1 文化是一个民族前进的灯塔，一个国家强盛的灵魂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自己读过的书，并如数家珍地列出书名，而这些书正是江海洋这辈人年轻时追读的，“他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与追求。他说自己为了一本《浮士德》步行30里地去借阅，人家还不太愿意借给他……他说这些，并非是想告诉我们有关他的奇闻轶事吧?我理解，他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文化对于他个人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他也深知，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成长意味着什么。”江海洋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重启与复兴。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才是民族复兴的标志，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前进的灯塔，一个国家强盛的灵魂。

　　江海洋这一代人有点理想主义。“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拍摄一部毕业电影，在北大校园呆了3个月。那时我们讨论自己印象最深的电影是什么。”《甲午风云》里最后一个镜头：邓世昌持剑站在快要沉的“致远号”上，他说：“全速前进，撞沉吉野。”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气概。他说这个镜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候他们才二十四五岁。

　　虽然人们喜欢娱乐，但更希望在娱乐当中有所收获。“现在看完电影，一哄而散，一个星期以后还能记得多少?”江海洋觉得，如今这些文化产品，缺少娱乐过后的思考，没法让人们来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想一想自己的意志。“看一帮傻瓜出丑，看着他们倒霉，于是心理上得到了很浅层的、暂时的安慰，把生活当中压在心头的不如意释放了。这个是有效的，但不是无限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调笑当中。”

　　在他看来，一部文艺作品，除了它本身的意义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要有意思、有情趣。比如对现代人来说，看电影要得到美感，还要得到情感上的宣泄和享受。所以，文艺作品的主攻方向是人性，最终目的是弘扬人性。“你别说没有观众愿意去电影院思考，这个我不同意。只要是人，他都会思考。那是你不让他思考，也不给他提供这个契机。习总书记讲的话和有理想的文化人是同步的。”

　　2 当下的文化发展，确实有“迷失”的危险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对于这句话，江海洋举双手赞同：“这句话是总书记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敲响的警钟啊!”他认为，这是因为总书记看到了当下的文化发展确实有“迷失”的危险，“市场规律改变了文化创作的规律。”

　　江海洋认为，文化建设自从引进了“产业化”的概念后，经济规律凌驾于艺术规律之上的事屡见不鲜。这就使得票房是上去了，可口碑下来了;收视率是上去了，但品位是落后的。“收视率和票房，本来只是对媒介价值的一种评判，而不是文化作品品质的标志。但资本逻辑绑架了文化逻辑，商业算计更改了艺术规律，从而让文化在与经济的博弈中势单力薄。”做电影的都知道，有时候为了提高影片质量，想多花点钱在制作上，却总是捉襟见肘，因为一半的制作费付了明星报酬;做电视的知道，由一家独大、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收视调查机构经营的收视率，既不科学，也不干净，但它却决定了人们看什么，决定了题材类型与创作方向，决定了电视台的业绩，从业人员的考核……“彼此的苦衷，只有相互理解。那么谁来理解文化的品质?支撑文化的建设呢?”江海洋如此问。

　　事实上，包括江海洋在内的所有的创作人员、文化的从业人员都在这个转型期面临着困惑。文化和经济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是这个社会的灵魂，经济是强健一个社会的基础。如果文化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强势制约，这个路就走偏了。“以赚钱为目的去创作，没有错。但就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完全以赚钱为目的，要对社会现象、社会生活有所表态，讲一些真善美的东西。”江海洋说，这段时间，《心花路放》和《黄金时代》的对比，让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我不反对《心花路放》，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老百姓‘心花路放’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不能只有一种‘心花路放’的形式存在，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是不是?”

　　在他看来，文化和经济恰恰支撑了社会两种不同的功能。经济是趋利，人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越好就证明你越成功。文化是趋义，这个可能一时半会看不到现实的成果，但是它潜移默化支撑你。义’始终会来告诉你怎么面对‘利’，其实一切都是这样。但如果以经济思维来抓文化的话，那一定是‘急功近利’，再下去一步就是‘见利忘义’。”

来源：新民晚报（上海） 责任编辑：何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