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朝廷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然而，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自海上的威胁，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使得海洋问题日趋复杂。泉州自古以来海外交通发达，宋元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大港，也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对明代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泉州世家代表人物关注海洋，对海禁、海商、外国传教士来华、海防建设等有关海洋意识的问题，发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有益见解。

力主开放海禁

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实施“海禁”，严禁沿海人民与海外往来。洪武四年(1371年)，宣布“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海禁不仅使民间海外贸易受挫，官方贸易也受到限制。

永乐年间，海禁有所松弛，出现郑和下西洋的海外贸易活动，私人海外贸易有所发展。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日本贡使“争贡之役”，嘉靖皇帝再次重申海禁，使私人海外贸易受到遏制。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宣布部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崇祯皇帝重申海禁，遭到臣民的反对，不久放宽海禁。

在明代反海禁斗争中，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场，反对海禁。崇祯二年(1629年)又实行海禁，南京工部右侍郎、泉州人何乔远撰《海上小议》。三年撰《开洋海议》《请开海禁疏》，主张开海禁，认为“闽地窄狭，田畴不广，又无水道可通舟楫，上吴越间为商贾。止有贩海一路，可以资生。”指出海禁断海滨之民生路，迫使入海为盗，“然海滨民众多生理无路，兼以天时旱涝不常，饥馑洊臻，有司不能安抚存恤，致其穷苦益甚，入海从盗。”认为开海可以增加国库收入，云“至万历初年，始开洋税于漳州海澄县，其时收税共得十三万余金，人民安乐，军饷饶足。”还可以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大西洋暹罗、柬埔寨诸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吕宋“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

史继阶、张瑞图也主张开洋。崇祯六年，福建巡按路振飞在《按闽摘略》中云：“据泉州乡官史继阶、张瑞图等称，开洋有四便，漳州乡官林宰等称，海寇起灭，不系洋禁开闭……衣食源开，则利在民;洋税复而闽安诸税可免，则利在商;得税三四万以壮军，实则利在准备。”邓钟在《论海市》中云：“福建阻山负海，旁旅病于跋涉，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例开，豪猾之徒咸趋利而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然开海禁于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对海澄开海禁予以积极的评价。

明末大学士史继偕也是“开洋”的支持者，图为晋江龙泉书院内的史继偕铜像。

支持商人从事海外贸易

肯定拼搏精神

明代泉州世家的代表人物李贽、何乔远、李光缙、王慎中等人同情商人，肯定商人的地位和拼搏精神，赞扬商人的才干、经商本领和拾金不昧精神，体现他们的重商精神。

李贽同情商人，云：“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对商人受关吏、市易盘剥的处境深表同情。李贽赞扬商人的才干，谓：“今子但见世人挟其诈人者，唾手即可立致，便谓富贵可求，不知天与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畀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如陶朱、骑顿辈，程郑、卓王孙辈，亦于与之以富厚之资也。”李贽以致产致富的陶朱公范蠡等人为例，赞扬商人努力拼搏奋斗而致富。

屹立于泉州西湖公园内的李贽塑像

李光缙赞扬“行贾间之有贤人”。赞扬安平商人的经商本领，从小贾，进而成为中贾、大贾。在为其族兄寓西寿序云：“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尠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货，用是致赀，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至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入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赞扬安平商人善于用智慧经商，懂得“倾赀延士，设财役贫”。

名士李光缙赞扬“行贾间之有贤人”，《景璧集》是李光缙的重要著述。

何乔远肯定安平商人勇闯八方的精神，他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费用。”何乔远在《名山藏》中为商人立传，体现他的重商思想。

何乔远曾在清源山开辟镜山书院，他一直积极肯定商人勇闯八方的精神，今在清源山下尚有镜山书院遗址。

积极与西方人士交游

吸纳先进知识

泉州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即代表大陆文化的汉文化(中原文化)与代表海洋文化的闽越文化并存。在宗教方面体现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对不同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各种宗教和平共处。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中外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受此影响，明清时期，泉州士大夫思想开放，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号西泰)，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初抵澳门，后入居广东肇庆和韶州。与他交游的有韶州知府、晋江人谢台卿，韶州府推官、南安人黄华秀。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夏，利玛窦在南京两次和李贽相见，并把他写的《交友论》送给李贽。李贽送利玛窦折扇，并题诗二首，现仅存《赠利西泰》一首：“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末?中天日正明。”李贽在《与友人书》中对利玛窦的音韵学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说明中西学者互相切磋音韵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西班牙耶苏会士庞迪我与利玛窦沿运河北上晋京，行至山东济宁，李贽在济宁漕署，热情接待他们一行。晋江人陈亮采为庞迪我《七克》作序。

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的泉州士大夫有张瑞图，在《赠西泰思及艾先生诗》中云：“昔我游京师，曾逢西泰氏。贻我十篇书……取出再三读，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篇篇皆妙理。”

杨道宾在南京时认识利玛窦，在北京时成为利玛窦的最好朋友之一。张维枢为利玛窦写传记《大西西泰利子传》。张赓也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黄景昉《国史唯疑》中记载利玛窦，“利玛窦从天津来，太监马堂解进京，为礼部所驳……今其徒遂遍中外，非苟然者，所传天学格致学，亦特精辨。”

另一个意大利耶苏会士艾儒略，在闽25年，泉州士大夫与他交游的很多，写诗赠送他的有何乔远、张瑞图、林欲楫、庄际昌、周廷鑨、林维达、郭焻、方向来(永春人)、林焌(德化人)等。如何乔远诗云：“维此艾公学，千古入吻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顾虽兼行持，蓬庐但一宿。善哉艾公譬，各自返茅屋。临岐申赠辞，证明在会续。”回忆与艾儒略一夜之交。此外，何乔远曾为艾儒略《西学凡》作序，黄景昉、苏茂相曾为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作序，张赓为艾儒略《五十言录》、孟儒望《天学略义》、龙华民《圣若撒法行实》校订和作序。与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士大夫还有黄文炤、林维造、李世英、郑之铭、许日升等。

大学士黄景昉曾为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作序，在黄氏家庙内悬有纪念黄景昉的“宫保宰相”匾额。

何乔远在北京与明末来华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龙华民也有接触。何乔远《真奇图序》云：“见其所藏先世至人之书，皆旁行手书，亡虑数百卷。”龙华民家里有地球仪、望远镜、钢琴等物，还有宋薛尚功手书《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即《真奇图》)。明廷曾向西洋人学习火器、火药。龙华民率贾于广东香山的西洋人 24人到北京传授火器知识。何乔远肯定西洋火器，“火攻之器铳最良，铳之制造西洋国最良，发铳之法西洋国之人又最良。”明末大学士蒋德璟肯定西方天文仪器的先进性，“向与西士游，第知其历法与天地球、日圭、星圭诸器以为工。”

明末大学士蒋德璟出生在晋江福全古城内，学识渊博的他，肯定当时西方天文仪器的先进性。图为福全古城。

崇祯十年(1637年)，晋江景教堂刻印艾儒略撰、蒋德璟校、米嘉穗序《西方答问》。该书是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对话，交流探讨有关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饮食、医药、婚姻、人情、丧服等方面的问题。

重视海防问题

提出保卫海疆策略

15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通和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东来，掠夺财富，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加之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使人民生活和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为捍民卫土，泉州士大夫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抗倭英雄俞大猷认为，强化海防建设是防止外患的当务之急。他说：“窃意防倭征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主张加强水师，建立一支既善海战又善陆战的部队，以捍卫海疆的安宁;提出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防御战略。明代海防防御系统有水寨、巡检司和卫所。水寨设于外洋，巡检司为地方官员指挥的地方武装，卫所是中央派兵镇守的军事重镇。俞大献提出充实这三个系统的实力，使它在保卫海疆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还提出以海舟制敌，“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倭寇由河港进入内地抢掠，防御的办法是募造船只，分泊于各港，以防贼舟之深入。在沿海屯扎陆兵，防贼登岸。固守沿海城镇，使敌不得内侵。利用渔船在海上御倭，“听其采捕，因而为兵。”俞大猷强调军队要常练、精练、熟练的治军方针。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精兵不练与弱兵同，练兵不熟与不练同，驱不练之兵以与贼从事，此则万战而万北。”他以此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俞家军”。俞大猷《舟师》表现俞大献忠心报国、保卫海疆的伟大思想，诗云：“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旆旗上下冲。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景里归篷近，背水陈奇战士功。”

抗倭英雄俞大猷长期致力于强化海防建设，图为俞大猷画像。

名将沈有容在泉州抗击倭寇和荷兰的侵扰，功勋卓著。泉州士大夫何乔远、郭惟贤、黄凤翔、陈学伊、李光缙、黄克缵、林云程、詹仰庇、苏茂相、池浴德等，与之交游，且有赠言，合刻为《闽海赠言》，对沈有容率师“飞扫东番倭穴，谕却红毛夷”给予高度赞许，反映他们对海防问题的关注。

蒋德璟《策海》一文对海疆形势提出对策。邓钟在胡宗宪《筹海图编》的基础上，重辑《筹海重编》，对沿海形势进行分析，提出开海通贩与巩固海防相结合的主张。安海人黄堪《海患呈》，提出加强海防，保卫安海平安的对策云：“石井、东石二乡，千有余家，分据海岸，势如交牙，以渔为生，颇谙水斗，实为安海诸乡之捍门。”“乞赐申请设官永镇，使地方有备，则盗寇无窥伺心;政令申严，则奸顽无交接之患。地方安靖，民生乐业，实为万代阴踹。”反映出文人也重视海防建设。

综上所述，明代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场，反对海禁，认为开海可杜绝沿海渔民入海为盗，可增加国库收入，可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对国家、人民都有利。他们同情并赞许商人，鼓励海商走出去，为家族为社会而拼搏。另外，泉州士子也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肯定西洋火器、天文科学的先进性，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等，这些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行为。

责任编辑：苏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