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0多年来，对泉州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清末状元吴鲁的研究不断升温，但有一位和吴鲁文化有密切关系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却较少人提及。直到近几年才见到有纪念他的文章刊世。这位先贤就是状元吴鲁的季子、本文作者吴紫栋的祖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进士吴钟善。今日，泉州晚报刊出吴鲁曾孙吴紫栋先生所撰文章《从“三先生”与“七君子”看进士吴钟善》，以飨读者。

吴钟善画像(翻拍)

人物简介

吴钟善，晋江人，字元甫，号顽陀，又号荷华生，别号桐南居士，室名守砚庵。清末登经济特科，因博学被推举为泉州昭昧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并受聘为《晋江县志》总纂。

位于晋江吴鲁文化广场内的吴钟善塑像

生平史迹值得研究

吴钟善是福建最后一位状元吴鲁的第四子，吴鲁故居的东座“书房”便是吴钟善看管的，吴鲁遗墨亦由他守护。吴钟善在此整理出版吴鲁遗著多种，直至终老。因此笔者在2018年撰写《家声不坠碑》立于故居“吴紫栋书画陈列室”时，开头就写道：“此处府第东座，状元公之书房，特科公之故居也。”确定吴鲁状元府之书房就是经济特科吴钟善故居。吴钟善故居包含吴钟善的生平史迹，对于吴鲁故居这一文物史迹的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对吴钟善的生平开展实质性研究。

幼时，笔者就见到故居粉壁有吴钟善写的《百哀诗秋感八首》横披书法，二伯父吴旭霖曾诵给我们听。笔者等孙辈，都在吴钟善故居度过童年，受家学的熏陶。笔者的第一本书《幼近家学老未得法》的“幼”字，其文化含义就在这里产生。记得80年前鼠疫肆虐，先祖母封闭故居六道通往隔壁大屋及屋外周边的大门，严禁孩童外出，实施完全隔离，使全家避过疫行，安然无恙。吴钟善在此衍传五代，老幼在此长居七十有三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止。2019年，笔者复于此建立“吴紫栋书画陈列室”和“百哀诗首刊百年纪念厅”，并立石为记。状元府中有一座吴钟善故居，书房石埕有一对特科麒麟旗座，其中一枝旗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尚存，犹为铁证。1997年笔者首次集资修葺，使书房石埕以及已毁坏的特科麒麟旗座复原。6年前笔者又率先自资兴修，垣樑再起，后又促成全屋重修。

吾泉名士吴捷秋先生尝谓吴鲁与钟善“父子登科”，此一荣耀，可充实吴鲁故居内涵。陈泗东先生在其《幸园笔耕录》也曾提及吴钟善中经济特科声名大噪。笔者在《家声不坠碑》结语云：“保护文物责无旁贷，后来之人勿忘也。”告诫族中后辈，勿忘保护文物。故研究吴鲁、研究吴钟善，是为切合实际之举。晋江池店镇钱头村如今建起吴鲁文化广场，立有吴鲁雕像、吴钟善塑像、庚寅恩科吴鲁状元题名碑等物，另有吴鲁世家文化馆，馆内吴鲁、吴钟善相关的藏品十分丰富，令人欣慰。

晋江池店镇钱头村内的吴鲁文化广场

经济特科优取人才

科举取士，是封建时代选才的最重要政策之一。清朝“特科”，乃在正科即进士科以外，根据特别需要而设，称为“制科”。放眼整个清代，仅康乾时代有“博学鸿词科”和光绪末年有“经济特科”，探花商衍鎏曾谓“皆为稀见之事”。其特点是没有正科固定的考试时间，必须由皇帝下诏才可开科。进士科即正科录取(中式)分甲乙等级。制科取录即直分四等，一、二等录用授官，三、四等不录。

庚子事变之后，清廷有鉴于政治改革需要经济人才，下诏开科。吴鲁时在学部供职，其在《兵事讲义》一稿提及此事。吴鲁写道：“朝廷咎当事者营私植党，任用非人，惩前毖后，诏开经济特科。”吴鲁又写道：“翰林院奉‘行在论旨’‘督饬在馆人员，切实讲求经济’。”为什么要开这个经济特科，就很清楚了。商衍鎏亦谓：“庚子之后，时局阽危，外侮孔棘，海内皇皇，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正常的科举考试，必须经过乡试再到会试再到廷试，要破格求才就要简化考试程式。经济特科是由清政府各部院首长、学政及地方行政长官保荐，延揽有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直接参加保和殿廷试，经第一轮正场淘汰后，再到保和殿参加第二轮覆试，中式者即为经济特科进士。当时奏保者有370多人，参加第一场廷试者有186人，参加第二场廷试覆试者127人，最后选取一等9人，二等18人，共全国只得27人。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三册最后一页刊有癸卯经济特科一二等中式名单，吴钟善为二等第五名，是福建籍唯一中式者。

吴钟善、陈蓁、苏镜潭、林鹤寿、林柏寿、张京甫等六人在台湾台中公园的合照(翻拍)

保和殿癸卯经济特科两场廷试，是从闰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只用12天时间。正科由乡试到廷试则需耗时两年。经济特科最终裁决者仍是皇帝，阅卷大臣有八位，与正科相比，只差试卷不须弥封，但仍属于科举，要上榜是很难的。此时钟善年方25岁，当是年少有为之士。但此科因梁、袁之事不录用，较之康乾词科能派充翰林，自是令人为之惋惜。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钟善才被派充广东州判。辛亥(1911年)夏，吴鲁辞官行至上海，钟善即辞差赴上海迎接其归里。笔者曾在1996年随旅行团到北京，团友参观雍和宫时，笔者独自跑到隔街的首都博物馆，即原国子监所在地，查看(庚寅恩科)吴鲁状元题名碑。因时间仓促，未能查明钟善特科碑所在。15年后，笔者又从上海再到北京，往返首都博物馆多次，向馆方咨询，终于查明该经济特科并无立题名碑。这件事说明大清帝国末日时的官场乱象和行政能力的衰微。虽然举荐一批优秀人才，终不能为国家所用。这也与吴鲁甄拔寒畯，蔚为国桢之教育思想背道而驰。笔者同时顺道查访吾乡明末庄际昌状元的题名碑，此碑亦不存，另有原因。这说明题名碑也未能完全反映科举的实况。

复制的庚寅恩科吴鲁状元题名碑

遗著二册在菲印行

吴钟善著作等身，诗文传世丰厚。乙亥(1935年)逝世后，其长子吴普霖收集遗稿编成钟善遗著二册于1941年在菲律宾印行。一册是文集，名《守砚庵文集》，分四卷，收集钟善由弱冠至晚年所写文章百余篇;另一部是诗词集，名《守砚庵诗稿荷华生词》，收集自13岁游安徽太白楼至晚岁所作诗词近2000首，皆反映清末民初社会情况及个人经历，以及名人传记和墓志、文艺评论考据等。描写风景不多，纪事成分很大，是珍贵史料。其中也有很重要文章，如《清故进士及第学部院补丞参翰林院修撰先考且园府君行述》是研究吴鲁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也可以说是研究吴鲁的起点。诗词集内容，以其平生经历为主线，其中卷一《侍輶轩集》与吴鲁关系最大。“輶轩”是使臣乘坐的轻车，吴鲁出任多次主考学政，职同钦差，吴鲁文章署款有时就用“督学使者”。该集记述的是吴钟善跟随吴鲁赴任，东征西游的经过，有的诗词虽然没有直接的叙述，但作诗的时间都在这段经历之内。从太白楼吟诗到侍奉吴鲁归里有18年之久，中间只有3次短期离开，时间都在一年上下。第一次是庚子事变时奉母往京，因交通受阻在宁波耽搁，其时吴鲁在京;第二次是经济特科考试期间，其时吴鲁在云南;第三次是来广东履州判之职，其时吴鲁在学部。其余时间，在北京，在安徽，在云南，在吉林，在日本，吴钟善都是寸步不离吴鲁，照顾状元公起居。因此在吴鲁逝世后，钟善能旋即写出一篇五千字的《先府君行述》，全面记录吴鲁生平事迹，为后来吴鲁研究保留最系统最权威的史实。

吴鲁世家文化馆陈列柜里有大量与吴鲁、吴钟善父子相关的文献史料

“寄鸿七子”占二席

这是1918年至1919年间，钟著偕其长子吴普霖在台北板桥林侍郎家西席课经的经历。其时钟善与普霖两次往返台湾。西席诸人称“寄鸿七子”，即龚亦癯、苏镜潭、陈蓁、林鹤寿、林柏寿、吴钟善、吴普霖，组成寄鸿吟社，龚亦癯为社长。七人中，钟善父子占有二席，吟咏唱和，且偕游台中台南，得睹台湾山川人文古迹名胜，有诗二百余首，是台湾山川人文古往今来的实录。2015年春，笔者到访板桥林家花园旧址查看，七君子伫立的石拱桥尚在，惟桥下已无水流，不知何日成了旱地。七君子文墨也荡然无存。林家花园占地宏敞，为旅游热点，若能搜罗重置，再现当日风采，岂非美事?

寄鸿吟社龚亦癯社长逝后，吟社随之解散，仅存一年有余，各人也启程回泉。后钟善与林鹤寿北上京沪江南各地游历，故地重游，抚今思昔，伤感不已。而苏镜潭又独自返台写成《东宁百咏》，陈祥耀先生《泉州赋》有提及。吴钟善为《东宁百咏》作序云：“抚风景之不殊，慨山河之顿异，未尝不感从中来，至于泣下。”表示对当日台湾现状的忧虑。类似句子在吴钟善《东宁诗草》多处可见，如《谒郑延平祠》：“即今祠宇凌云烟，赤心终古霄汉悬”，藉歌颂郑成功的民族气节，抒发爱国情怀。如《哀东宁》：“登临独对河山好，太息英雄容易老。”至于《东宁诗草》自序，通篇是台湾的历史沿革，慷慨激昂之词充满笔下。有论者言，吴钟善的诗是“文献”，是“诗史”，确是如此。

吴钟善(中)在云南时与朋友的合影 (翻拍)

与弢社饱学之士隐乡里

1923年秋，钟善从上海返里，自此杜门不出，专事著述。郡中弢社诗课也仅以诗简往复，足迹不履城市，实际上过着乡村隐居生活。此时诗作有《海上集》《桐南集》《题画集》及《弢社诗课》等，约合五百首，其中有怀古，有考据，有田园生活等等，多有数十句之长篇。

这里须特别一提的是弢社的成立，从倡议到投人，多是清末壬寅、甲辰两科举人和进士，只有钟善一人是癸卯特科进士。这个士绅阶层的文化群体，实则是清末科举文化于泉州的一个投影，这投影出现在1934年至1935年间，因钟善的逝世，这个投影逐渐淡漠直至消失。那时弢社成员都是能文能诗的饱学之士，包括吴增、林翀鹤、林骚、苏镜潭、苏大山、曾遒、汪煌辉等人，根据吴钟善《游九日山诗序》记载，“吾社诸子集于兹山凡二十人。”可见人数不少，是民初一个辉煌的文化现象。对吴钟善的研究会涉及这段社会史，对这段社会史的研究也会涉及吴钟善。

吴鲁世家文化馆的藏品丰富

甘于淡泊气节清高

2023年，是吴钟善高中经济特科的一百二十周年。吴钟善才华出众，科举有殊荣，然隐而不仕，甘老林泉。吴增在《故徵君顽陀吴公墓志铭》有如是写照：“故家之后，甘于淡泊，始无玷先德。”

状元公吴鲁逝后，洪禹川请钟善到南安华美学校执教席，常与颜君、吕君坐在溪石之上，乡人称“清高闲适三先生”，钟善甚为受落，欣而记之。后又应林鹤寿、林柏寿之邀，到台北板桥课经，与龚亦癯、苏镜潭等人并称“七君子”，写成《东宁诗草》，文章气节，俨然一志士。

科举、官场，犹如虚妄的过眼云烟，真实的吴钟善是一位清高的先生、气节的君子。“三先生”与“七君子”的美称，吴钟善受之无愧!

责任编辑：苏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