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父亲善于从闽南音乐中吸取创作养分

晋江经济报：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祖籍晋江的?

李大康：记得小学有次填表格，填到籍贯的时候，我问父亲：“什么是籍贯?”他说：“籍贯就是祖籍地，祖先住的地方。”我又问：“那我们的祖籍是哪里?”他说：“晋江。”那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籍贯是福建晋江，后来才知道老家在池店村。

我父亲9-16岁的时候在厦门和泉州生活。上世纪80至90年代他曾多次回到晋江，如1989年元宵节，他参加“海峡同乐杯全国民歌演唱邀请赛”，但由于行程安排太紧凑、没有时间，一直未能回到池店村。他对此也很遗憾，嘱咐我们三兄弟：“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回池店看看。”

晋江经济报：你录过南音吗?你父亲爱南音吗?

李大康：我1979年第一次回泉州，当时我刚到中国唱片社不久，参加福建民族音乐抢救小组，当然包括南音。那时候在漳州、厦门、泉州、莆田、仙游和福州等地走了两个多月，其中在泉州待了十几天专门录南音。但是那时没有概念，不知道南音就是家乡的音乐。

我父亲对南音是非常熟悉的，他说，记忆中有一条街大家都在唱南音，很热闹，印象很深刻。他1983年在泉州参加关于南音的座谈会，曾题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忘心儿醉，文化古城多国宝，南音艺术映朝晖”。他很重视民间、民族的东西，特别是故乡的音乐。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取材于闽南音乐的元素，比如《八骏马》《梅花情操》和民族管弦乐《乡音寄怀》等，闽南音乐的特点都非常鲜明。

晋江经济报：你父亲曾经说过，“要让中国的民族音乐和西洋的交响乐平起平坐。”为此他做了哪些努力?

李大康：这句话是我父亲在反驳有的人“只有交响乐才高雅”的观点时说的。他回忆在延安的生活时，觉得民族、民间音乐是那么迷人，具有那么大的艺术感染力，是那么亲切、那么热情。延安几年的生活是他后来创作的源泉，如《春节组曲》中的“序曲”，每当过年就响遍全国和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可以说家喻户晓，它就是取材于陕北的民间音乐。

父亲善于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融入到管弦乐当中，用老百姓理解的音乐语言，表达出老百姓自己的心声。如《社会主义好》就唱出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建设祖国的精神面貌。其中不少音乐元素也是取之于陕北民歌。又如，《东方红》这首大合唱的编曲，是1954年赴朝慰问志愿军时，他将一首并不壮阔的陕北小调改编成了气势恢宏的颂歌，大大鼓舞了志愿军保家卫国的士气。到了1964年，又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作为序幕的大合唱。

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出于对国歌的热爱，就为《国歌》编配了管弦乐总谱。1954年中央征集《国歌》管弦乐总谱时，他的作品经过评定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发放到全世界法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队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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