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中关于加强对外文化贸易统计工作的要求，商务部、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海关总署近日联合发布了《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这一重要成果的发布，对迫切需要具有国际可比性统计数据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影响深远。“无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终于有了自己的“规矩”。

首次规范统一数据统计口径

准确可比的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对外文化贸易政策的影响和相关性。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外文化贸易的数据统计上存在诸多缺陷。如在文化产品上，以往我国海关统计所称的文化产品是指视觉艺术品、印刷品、视听媒介、声像制品、文化遗产等明显具有核心文化特征的有形进出口商品，统计口径偏窄；文化、商务、版权等部门则各自根据管理范围进行相应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存在着交叉。

新的统计体系修订了我国现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统计目录，形成《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和《我国文化服务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新修订的《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在分类上实现了与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和海关总署《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2015)》的有效衔接，涵盖了更广范围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类别。

与国际接轨以更好进行国际比较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文化统计框架，在国际上解决了文化领域的数据统计标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文化产业活动所提供的产品分为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两大类。文化商品是消费品，包括核心文化商品和相关文化商品两大类。文化服务则指取得文化利益或满足文化需求的活动，不包括其服务所借助的物质形态，也包括核心层和相关层两大类。对于文化产业，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统计标准——欧盟和加拿大包括建筑和设计；澳大利亚包括设计和体育；而美国则包括艺术、休闲、旅游、体育、信息和通信，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达50%以上。在我国，国家统计局将文化产业划分为九大类和24个中类。

《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和《我国文化服务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合理借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实现了国际接轨。在统计目录的类别上，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分为核心层与相关层，包括了出版物、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文化用品及文化专用设备四大类共268个8位海关商品编码；文化服务进出口统计目录也分为核心层与相关层，涵盖六大类，21个中类，46个小类。两个目录在整体上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绝大部分一致并配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名称与代码。

文化产品核心层范围仍偏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认为，文化领域的最小核心范围应包括7个领域：文化与自然遗产、表演与庆祝活动、视觉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书籍和出版物、音像和交互媒体、设计和创意服务、无形的文化遗产。

结合我国新的统计体系标准来看，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的核心层仅包含出版物，具体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和其他出版物，其他产品如工艺品与收藏品一律划归文化产品相关层；文化服务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的核心层则仅包括新闻出版服务、广播影视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虽然整体上统计范围完整，但在核心层与相关层的划分上似有不妥。

个别商品类别统计范围互有得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也进行了与世界海关组织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的匹配。只是因为该文化统计框架出台于2009年，因此匹配的是2007年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同时，世界海关组织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只有6位数编码，7至8位由各国自行决定，所以不能匹配得精确到位。但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我国新的统计体系标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的差异，个别商品类别的统计范围有得有失。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的乐器范围除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92章外，还包括830610(非电动的铃、钟、锣及其类似品)，而我国新的统计体系标准则不包括上述商品税号。笔者认为，我国的做法是正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对协调制度的匹配有误。

再如在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范围中，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统计范围的特征可归纳为“已录制的或已使用的”，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中虽然类别名称为“Recorded media”(已录制的或已使用的媒介)，但在其注释中则指出应包括部分未录制的媒介产品。对于这个细微差异，笔者认为我国的做法值得商榷。

《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的出台，是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领域的一件大事，新的统计体系有利于更准确地统计和分析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更权威客观的数据资料，有助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和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主任)

来源：中国文化报 责任编辑：刘永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