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今天，应努力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昨日下午，作为2014青岛文化艺术季的前奏，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来青主讲《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并接受记者采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了城市文化危机，但文化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竞争力，我们必须在“热发展”中有“冷思考”，我们的城市建设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观点

　　对正处于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每一座城市来说，城市自身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特色，应该是每个城市决策者在“热发展”中的“冷思考”。

　　在城市化进程的“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中，盲目追求大广场、大草面、大景观等建设，突出了功能主题，却忘掉了文化责任。

　　维护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应该让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城市文化特色保护，正处于最紧迫的阶段

　　“城市大不一定就好，宜人才好。”与岛城的热情听众刚一见面，单霁翔就夸赞青岛气候环境宜人，直言他刚一下飞机就来了一个深呼吸。接着，他直奔主题，指出城市化所带来的最主要问题，已经不完全是城市物质环境或空间形态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和环境的问题。

　　“目前，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特色保护，正处于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单霁翔不无忧虑地指出，大规模持续地城市开发改造与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之间，矛盾非常集中、异常激烈，“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证明，可供我们选择保护的文化遗产已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单霁翔曾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经历让他看到了在全国不断加剧的城市文化危机—城市记忆消失、城市面貌趋同、城市建设失调、城市精神衰落。

　　很多地方仅仅将城市建设定位在改造上，忽视了文化遗产保护，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处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迁和破坏，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单霁翔表示，“依靠‘功能分区’已经不能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诸多复杂问题，我们必须不断丰富城市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

　　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病”

　　单霁翔从电脑中调出来一大堆他在全国各地拍摄的政府办公大楼及城市建筑群图片，让记者和观众猜，这究竟是哪里?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让我们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却又十分陌生。

　　“呵呵，这些现代‘塔林’城市建筑，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标准照’。”单霁翔说，很多年以前，他去南京，当时的一家名为“金陵酒店”的高层建筑在当地“鹤立鸡群”，后来他每次去南京都站在同样的角度拍摄一张城市建筑群图片，金陵酒店便逐渐淹没在不断耸立起来的高层建筑当中，身形越来越“渺小”，如今从照片上已经不容易找到了。

　　而在城市化进程的“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中，盲目追求大广场、大草面、大景观等建设，在单霁翔看来，突出了功能主题，却忘掉了文化责任。单霁翔说，某内陆城市在市政府前建设了一个超大的水池，短边的长度竟达350米，看上去像一个“小海”。

　　单霁翔认为，美好的城市形象可以唤起市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比如罗马的广场永远都是艺术家的广场。但是，我们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

　　单霁翔说，“城市病”所产生的病根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经济积累以及建设数量的增长，更要关注文化的发展。

　　让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众“血肉相连”

　　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2005年，我国第一次发布了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开始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性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文保部门的职责，它在本质上和全体民众的文化权益有关，只有全体民众积极投入文化遗产保护之中，才能使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强大的社会意志。只有当地居民倾心地、持久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他告诉记者，曾经有两个关于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让他感动至今。

　　一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1月，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的5位农民在生产劳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27件西周青铜器，他们主动报告文物部门，经鉴定件件都是“国宝”。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开表彰会，邀请这些农民去现场剪彩，他们再回到家乡后就成了当地的“英雄人物”，而且在他们的事迹带动下，随后的4年中，在同一地区又连续出现了11批农民群体发现文物后上交国家的事迹，铸就了震撼人心的“宝鸡农民护宝精神”。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2004年7月，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遭遇百年未遇的洪水，当洪水咆哮着冲毁了当地的一座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时，124名侗族小伙奋不顾身地自发跃入洪水，拼死打捞风雨桥的构件。经过三天三夜的奋争，28根风雨桥木构一根都没少，最终使风雨桥得以重建。记者事后采访当地的老人，他们说，这些孩子在风雨桥边长大，保护风雨桥的意识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在风雨桥重建后的纪念石碑上，单霁翔特意叮嘱相关文稿起草人员，去掉了那些“感谢某某部门”的客套话，郑重刻上了124名侗族青年的名字。

　　单霁翔说，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受益权，在传承和守望中合理利用，使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子子孙孙永葆用”。

　　青岛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还需深度挖掘

　　访谈中，单霁翔强调，不同于以往“文物保护”的单一文化要素，今天所提倡的“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遗产”、“文化景观”的保护。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尺度、时间尺度、保护形态上都要有所拓展。比如，西安的周、秦、汉、唐“大遗址群”保护范围，不再是一桥、一塔的“点”，而是覆盖了城市的广阔地域。再比如，以往重视对古代文物的保护，现在已经意识到从古到今文化发展演变形成的完整的文化链条不应在当代发生断裂。“当初，国家文保部门意识到需要留存‘人民公社’的牌子时，在全国只找到了两块。如果不及时对现代文化遗存加以发掘和保护，我们很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忘却昨天的这段历史。”

　　由此，单霁翔也特别提到了青岛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说，按照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青岛是一座“文物大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门类众多，“青岛的特色建筑、工业遗产、水下文化遗产等等，立体感强，多样性突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大有可为。”单霁翔认为，青岛的近代建筑保护工作在全国起步较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古代遗址开发、保护、传承方面还应该有更多的作为。

　　另外，青岛的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还需深度挖掘，“那些名人故居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它们都充满了故事，这是这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城市记忆，对于这样的文化载体该如何保护、利用，可以探索多方路径。”单霁翔还建议，文化遗产保护不应是孤立的保护行为，人们应深入挖掘它的文化内涵，让文化遗产保护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并与市民形成终身的教育互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强调维护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应该让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广大民众。”单霁翔说，21世纪的成功城市，必将是文化城市。

　　链接

　　单霁翔，高级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关于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工作。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等十余部专著，并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2012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来源：青岛日报 责任编辑：林煜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