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项评先进

　　“国内有的文学奖项到后来都不是在评作品了，有点像在评先进。”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批评国内文学奖乱象时直言不讳，“一次得奖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大家就可以拿着证书去评职称、调工资了。这样的文学奖对个人有好处，对文学却是一种伤害。”

　　说起来，阿来也是文学奖的“受益者”，因为《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他才名声大噪，成了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作为局内人，他的批评想来也是深有体会的。中国各种文学奖不少，但凡称得上作家的，都可以拿出一些获奖的履历来。但人们唯独对诺贝尔文学奖翘首以待，可见，国内这些文学奖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还有待提高，和诺贝尔不在一个层级。

　　我泱泱大国，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文学奖呢?问题可能还是评奖太过行政化和功利化，因此少了专业上的公信力。文学奖由官办或半官办，获奖者多是官员，拿了奖又可以涨工资、评职称，评奖好像都在围着权力转，文学的位置往哪摆?不少人呼吁，我们不必总是仰瑞典人的鼻息，也应设立自己的文学大奖。而真正有公信力和知名度的文学奖，在阿来看来，至少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这个奖要有很高的门槛，行政一定要少干预;二是要有国际认可、真正有水准的评委。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文学奖要坚持文学标准，把评奖权交给真正的专业人士。

　　晚会泛滥太烧钱

　　还是在两会上，还是业内人士“自曝”。一些文艺界代表委员炮轰现在各种晚会泛滥，浪费惊人。不光请明星要花钱，搭台舞美就能占到晚会成本的一半以上，搭钢架、设大屏，放烟花、多媒体视频，再加上服装道具，一个晚会动辄花费千万甚至上亿!而其中很多都是一次性用品，用完就扔。本来娱人身心的高雅活动，竟搞成了高污染高浪费的“两高”产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些文化单位和企业缺乏创新，节目不好，场面来凑，只能用高科技声光电来吸引人。当然还有一些人浑水摸鱼，虚报开支，从中渔利。观众席上不起眼的荧光棒，批发价1元一根，有的剧组就敢报到5元一根。晚会的奢靡之风，还造成文艺活动之间的攀比，如果不是大场面、大投入，就不容易拉到赞助，于是大家只好比着浪费。

　　文艺活动何以不比内容比包装，变成了奢侈的烧钱游戏?业内人士一语道破，一些晚会由政府埋单或拨款，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当然不心疼。因此，代表委员建议，精简晚会数量、控制晚会花费，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出台政策，一律禁止由政府埋单的文艺晚会。

　　文化入政绩考核

　　今年两会，跟文化界有关的重要新闻，是代表呼吁多年的“文化发展入政绩考核”终于得到了回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发展的重视。

　　政绩考核本身没有错，而且是重要的指挥棒。关键是如何用好这个指挥棒，如何考核的问题。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文化氛围需要滋养培育，文化开花结果需要时间，不可能大干快上，也不可能都转化为数据化的成果。推动文化发展，政府的角色不应是文化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也不要只顾忙着上项目、搞评奖，而应该主动放权，减少干预，把创造和创新的自由还给艺术家和文化企业。

　　文化管理部门真要作为，也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创造条件和营造环境上。做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尤其要少一些锦上添花、多一些雪中送炭。在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留存着我们文化的根，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需要补齐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

　　《萧红》被指娱乐化

　　当然，把文化完全交给市场，可能出现另一种现象，那就是一味迎合受众需求，过度娱乐化。正在上映的电影《萧红》，就因为过度追求“八卦”且有诸多事实“硬伤”，遭到研究者和主人公后人的质疑。

　　很多萧红的读者，是通过她的作品认识并喜欢上这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的。但是，电影对她的文学创作和作品几乎不着笔墨，却用大量篇幅渲染她的暧昧“四角恋”和欲望情史，而且其中有诸多不合史实的想象和发挥。有论者激愤地表示，在萧红的价值被长期低估之后，又在电影里遭遇“被侮辱和损害”，这样的创作，是“失实又失范”典型。

　　电影毕竟只是一种艺术创作，想在100来分钟的时间里深入一个作家的内心，并介绍她的主要作品，确实超出了一部电影所能承载的容量。真想阅读萧红，大可走出电影院去看她的书。但是，既然是一部真名实姓的传记片，基本史实还是要尊重的，否则无法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传主，人家的后人也会不高兴。

　　如何解决文化产品过度娱乐化倾向?回到加强管制和行政审批，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不如交给真正的市场评价和自由批评。事实上，一部作品好不好，业内人士的评价和观众的选择，已经给出了恰当的反馈。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责任编辑：傅少锋